蓝田的生活单调刻板，格调却丰富多彩。冬季严寒，找个木炭盆生火取暖，每到深夜，拿废报纸包两个鸡蛋，水浸湿了投进炭火，煨熟了就是夜宵。钱用小镇上买到的毛边纸开始撰写《谈艺录》，同时他已开始构思《围城》，在湘西的山沟里，和国师的同事们围坐炭火旁，钱所讲的故事就是小说的雏形。
钱在蓝田待了两年，1941年夏回沪。上海整个沦陷后，他与妻女挤在复兴中路一个狭小的亭子间，住在沿街的房子里，常在午夜听到刺耳的军靴声，岳父把在女子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了钱，这样才维持了平日的生计。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，他完成了《谈艺录》的修改，完成了《围城》的创作。
1946年之后，钱任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《书林季刊》编辑，连载于《文艺复兴》月刊的《围城》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，此后连年再版。而用文言写就的诗文评论集《谈艺录》则在1948年6月由开明书店出版。
同年，台湾大学、香港大学、英国牛津大学，先后聘其赴教，他均辞谢。理由很简单，他给同窗Stuart的信中写道：Still, one's lot is with one's own people(人的遭遇，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)；钱还说过，“不是故国之外无世界，但不是我的世界”，杨绛也说：“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，跑出去仰人鼻息，做二等公民，我们不愿意。”
1949年5月上海解放，钱举家北上，定居北京，任教清华外文系；1955年起任中科院社科部学术委员。他将身心投入了学术研究。自1950年代起，先后拿出了《宋诗选注》、《旧文四篇》、《七缀集》乃至纪念碑式的巨著《管锥编》。
“注释了历史，注释了社会，也注释了十年动乱”
早在大学期间，钱锺书已立下志愿：“但愿竭毕生精力，做做学问。”而学术研究伴他一生，未曾须臾相离。
承家学渊源，16岁时他已读完《古文辞类纂》《骈体文钞》《十八家诗钞》等书；大学期间，专习西语的他不弃“宿好”，立下“亲炙古人，不由师授”的雄心，选择有名家笺释的集部书，对照注释和原文，大量检索所引书籍加以验证；“横扫清华图书馆”的深研力索中，他已建立比较文化的观念；留学英法期间，眼界大开，“渐悟宗派判分，体裁别异，甚且言语悬殊，封疆阻绝，而诗眼文心，往往莫逆冥契”。(《谈艺录》)
可以说，钱锺书一生治学，都在实践他那句名言——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。”
“在钱先生眼里，所有学问都可以打通，所有知识都有一体性。”王水照回忆道，“他说自己感兴趣的是对具体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评析，他反对建立体系，但我认为，他的学术世界有个核心，即‘融通’，这也是他人生境界的高峰。”
